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开示《佛法的修行人》
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开示《佛法的修行人》
西藏人有很多坏习惯，其中一个坏习惯，就是经常有人把一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阶级，看得比那个人的质量还要重要。举例来说，我自己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或是真是假，现在用蒋扬钦哲仁波切转世的这个名字，上一世钦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师，所以从阶级的立场来看，我坐得比堪布高。但在今天晚上开示之前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你不该受座位高低的骗。实际上就是因为阶级的缘故，让我吃这样的苦头，必须坐得比堪布高；其实堪布比我更有学问，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，更是我的老师。
虽然这样说，有时候头衔或阶级还是有它的功效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头衔、名字或阶级的缘故，堪布仁波切不会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如此，我现在要讲个短故事给大家听，同时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冬天，那年我在锡金的西部，预备建一所小学校。那里非常落后，没有电，那天晚上，连灯都没有，那时有一位又老又疲惫，连衣服都穿不好的一位老人到我这里来；他背后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包，他向我顶礼三次，而且好像有一点颤抖的样子。我问他：「你是谁？」他说：「我是贡噶旺秋，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是因为你叫我来的。」
这之前当然有更多的事情。
我22岁时刚好完成佛教哲学的训练，我问我的根本上师，我这一辈子该怎么过？多半根本上师都回答，我这一生应该努力试图恢复宗萨佛学院。
宗萨佛学院，以前在西藏是非常闻名的一所学校。一直到今天，实际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学者、作家，尤其是萨迦、宁玛和噶举这三派，大都出身于宗萨佛学院。
这些从宗萨佛学院毕业，现在很出名的，当然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是其中之一，另外在美国的种巴仁波切、达汤祖古、常来台湾的堪布阿贝仁波切等，这些学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业。
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灾祸，所以当我的上师要我试图恢复宗萨佛学院时，我不只没钱，甚至没任何主意来恢复学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不知当时那种状况，如何能将学校发展成今天这么大。到今天为止，宗萨佛学院大概有来自110所不同寺院的僧侣到这里读书，当然现在宗萨佛学院还不算很大的大学。
要建立一所学校最基本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老师。我不知你们对这了解多少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以前在研读般若经时，那时18个人共享一本教科书，状况是如此艰难，所以当我的上师跟我说，应该要恢复宗萨佛学院时，这实际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。
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，但那时和外界的沟通已经开始了。所以那时我偶尔会碰到刚刚从大陆逃出来或出来的人。那时我听到他们说，有几位宗萨佛学院非常有学问的学生还活着，其中一位是堪布倩拉兴给，另外有一位目前是四川宗萨佛学院的校长贝玛达木却，还有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。
那时我根本不知这三位堪布的地址，我写了很多信，也录了录音带寄去，跟他们讲说，我应该是确吉罗卓的转世，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确吉罗卓的转世。现在我的上师要我恢复宗萨佛学院，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老师，你们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三位都来，或至少有一位能到印度来见我。
堪布倩拉兴给是其中最资深的，但是他的两只脚在文化大革命时受伤，没办法到印度来。堪布贡噶旺秋那时还在监牢里，他先接到我的信，然后收到录音带。后来我与堪布仁波切谈话时，他告诉我从接到信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下定决心，只要他从监牢被放出去，就立刻到印度去。
那时堪布仁波切其实已经服完刑期，但是因为官僚体系所以还需要一阵子才能被放出去。到印度之前，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替他仅存的妹妹建一栋房子。然后，他就从四川一路「走」到印度，这不是开玩笑，现在我们到哪去都坐车，还抱怨坐车好辛苦，很累；可是这位坐在我左边，看起来好像很脆弱的人，竟然从四川走到印度。那时他只想一件事，就是恢复著名的宗萨佛学院，然后就在刚才说的时间，在锡金他第一次见到我。
当时我不知他如何想，我只能猜他的老师蒋扬钦哲确吉罗卓是二十世纪最伟大，最顶尖的上师，可是三十年后，他看到坐在法座上这位年轻、被宠坏的人，应该是他上师的转世；如果情况反过来，假如今天我在堪布这个位子，要我去服从一个年轻被宠坏的人的各个指示，其实蛮不容易。
所以这就是为何有时头衔或阶级是有帮助的。我一直认为，实际上不是因为我，或我所具有的质量，而是因为我有个头衔。我不是抱怨这件事，实际上我蛮骄傲的，如果我的名字都可以做这么多事，也蛮值得的。如果明天你们弄个更高的座位，我也坐；这就是我想讲的短故事。
以这个故事为引子，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。噶当派有一位修行人最受人重视，足堪修行人的典范，噶当派的大师有很多很美的故事。有一次有位噶当派的修行人，他的老师对他说：「我的孩子呀！你一定要好好修行。」这位学生就想：「我的上师一定是要我回去读经。」几天后他的老师来了，就跟他讲：「哎呀！读经太好了，但是你除了读经，还要修行佛法。」这个学生想：「喔！老师说修行佛法，那一定是去绕塔啰？」他就去绕塔。几天后他的老师来了，看见他在绕塔，老师就跟他讲：「孩子呀！你现在做得太好了，除了这个你还要修行佛法。」他就想：「老师的意思一定是修定。」后来他老师又讲同样的话。这种情形一再重复，最后学生就问老师：「你每次都叫我修持佛法，我都这样做，你还是叫我修持佛法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」他的老师说：「放弃你对于此生的执着！」「只要你认为这一生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，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。」这个故事我听了好多遍，看了也上百遍，这个故事当然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，但我自己没办法过这种日子。但坐在我左手边这个人，他过着这种日子。
其实以他的能力，以他的知识，他可以得到这一生他想得到的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他绝对没有兴趣。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后我非常高兴，马上把学生召集来。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，因为他那旧袍子真难看。那时学校并不富裕，我还记得当时只要一下雨，就到处漏水，但是当堪布仁波切开始讲课时，他绝不会停下来，他不愿意休息。学校当然有很多人讲周末呀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呀，然后放假等等；我跟他讲，该放假了，他说：「啊？为什么？」他说：「我们没时间了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论或至少这个偈颂讲完。」他教得太努力了，病得很厉害。早上的课通常到十二点半才讲完，讲完了就躺在床上。那时我又用运我的阶级了。我说：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一定要停下来，然后去医院看病。」当然堪布仁波切因为对钦哲确吉罗卓这种极大的信心和尊敬，以及我是确吉罗卓的转世，所以堪布仁波切马上去医院，但是他不肯休息。
后来我才搞清楚，叫他教书是让他休息最好的办法。我们讲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开始到十二点半，这中间只有两堂课，这都发生在印度。我讲的时候，好像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，好像他教六个小时，每一堂课时间这么长，又不愿意休息，但这跟他在监牢里做的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
在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时期，所有的事都限制地非常严格，那时不要说没有经书，没有论著可以看，甚至喉结都不能动一下，喉结动一下狱卒马上说你一定在偷偷念咒，你反革命等等。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他这些狱友，最先教他们经论的本颂，当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。几个月之后，当学生把本颂学完了，他开始教解释本颂的论著，同时他们该挖地就挖地，该割草就割草，劳动营里该做的任何事情他们都照做。堪布仁波切说，他们的监牢原来是个寺院，大便小便都在那个地方；在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中，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着墙上壁画所画的佛本生传记。我很喜欢拍电影，如果真的拍得成功的话，我一直想把堪布仁波切的故事与佛的十二种行道事业连在一起，拍一部片子。
宗萨佛学院建立后，学生越来越多，堪布仁波切欢迎任何一个人。如果任何一个学生来有两个脑袋，屁股上长了尾巴，堪布仁波切也不会问他：你到底是哪一个。
只要有人想学习佛的智慧都欢迎。身为一个佛法的修行人，我们经常看很多经、论，但是非常不容易碰到一位可以成为我们模范的人，这种人非常少。
我觉得堪布仁波切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，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功德，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双肉脚，还在我们地球上走来走去。也许二、三十年后，我们可以讲：喔！曾经有一位大师如何如何…，但是这样讲没用，至少现在我们能活生生的看到他，所以我要求大家，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，同时我衷心建议你们别看我…。
现在堪布仁波切已经从我手上接手管理北印度宗萨佛学院，因为他对于仁波切名字的尊敬，堪布仁波切到现在都还经常问我：「我该不该做这件事呢？或我该怎么做….这类的问题。」我最近还用很强烈的语气跟他说：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再问我了。」事实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还多。 最后，在座有许多人是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学生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都祈祷，发愿，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长久，这样我们就能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典范。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有一件我们立刻可以做的事，就是放生。我两年前就开始做放生，希望大家也以个人的身分这样做。不要想跟我一起放，我经常会忘掉；不管你在哪里，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，我想现在我该闭嘴，赶紧离开这个法座了。
